海淘新政不能一管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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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财政部、海关总署、国税总局等三部委即将发布《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2016年4月8日起,中国将对跨境电商进口零售商品执行新税制,要点是提高了海淘商品的进口税率。根据新政,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由1000元提高至2000元,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0000元;行邮税的50元免税额度被取消等。

新税制的施行具有政策导向性,对之前被广为倡导的B2C进口跨境电商造成巨大冲击。2014年起,由于“保税电商”鼓励性的“政策红利”,很多企业纷纷布局进口电商,其中包括京东、阿里这样的巨头公司,也包括洋码头、小红书这样的创业型公司,但现在看它们的业务恐将遭受挫折,媒体报道说,为了应对新政冲击,“一些平台每天都在大促,尤其是单件超过2000元的轻奢货品,赶紧得去库存”。也有可能,部分实力较弱的企业会因此陷入没顶之灾。

而对消费者的冲击则比较简单,即因为多缴税,而使海淘购物的成本增加了,“现在买6罐奶粉的钱,今后只能买5罐”。

17世纪,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形象地将征税比喻成拔鹅毛:“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可见征税增税从来都是一项有难度的技术工作,但为什么有关部门仍要对涉及面日趋广泛海淘实行新税制呢,原因大概有四点,其一,大量的海淘涌入,导致海关方面监管成本上升,需要以税收手段加以限制;其二,低成本的海淘影响了政府的税收,需要予以增补;其三,海淘影响了本土的消费市场;其四,海淘与一般进口相比存在税负不公,需要调节。

客观说,作为新生事物,海淘的存在确实有其野蛮生长的一面,也对传统贸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问题是,解决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是否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手段,还是值得商榷的。以前面提到的几个原因为例,个人海淘商品的大量涌入确实增加了监管难度,但B2C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由电商公司把商品直接运到保税区再销售给个人,实际上是缓解了监管压力;关于“贸易公平”,在表面上看,海淘商品缴纳的税率确实比一般进口贸易要低,但两者却在税基上不同,一般进口贸易的税基出厂价+运费,海淘的税基却是打入更多成本的实际销售价格,算下来往往是电商更高。

事实上,消费者通过海淘固然是拿到了低价,但这个低价主要却并不是通过避税得来,而是因为打掉了更多贸易中间环节,打掉了品牌商对中国市场的歧视性定价。以海淘最热门的奢侈品为例,同一个箱包在中国比在法国售价可能要高出70%,但它的进口税率却绝没有如此夸张,高价很大因素来自国外大牌国们针对中国消费者严重的炫耀性消费心态“坐地起价”,攫取高额利润。

另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者海淘的目的,其实不仅仅是为了避税或者低价,而是建立在互联网时代下,对更高品质、更好的服务、更多选择的需求,这是一种刚需,也是仅仅通过增税很难阻挡的需求,比如对正品、真货的需求,像母婴产品,消费者选择海淘就很少是为了省钱,而一些高端消费者会通过海淘手段去购置一些还没有被一般贸易引进到中国市场的新锐或特色商品,这也不是为了省钱,这些需求在过去也有,只不过都是通过“人肉”的方式带入国内,但互联网的发展简化了这一过程,将之变为海淘。

从这个角度讲,海淘的存在,是对一般进口品消费的补充,在消费者层级细分的时代,即便消灭了海淘,也扩大不了内需。事实上,中国消费者旺盛的消费力已经是举世皆知,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过去一年里,中国买家在日本的购买增加了251%,在欧洲的购买增加31%,在韩国的购买增加了33%。这些钱都花在了境外,都不是海淘。

无论是跨境电商还是海淘,都是新的消费环境下的新生事物,政府介入监管理所应当,但在没有大的负面事件爆发的前提下,对于一刀切、无缓冲期的政策改革和实施还是应该慎重,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传统怪圈,因为它牵扯到的不止是一些B2C进口跨境电商企业的命运,更有数以千万计的海淘消费者的利益。

作者 信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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