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时代
疫情中的深圳苹果商店
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小工厂主的艰难复工之路》，记录了一个企业小老板复工难的现况。微信阅读率已经到了100万，引发了很多中小企业主共鸣和讨论。
冠状病毒的疫情，一度让整个中国按下暂停键。随着疫情的高峰过去，各地正在尝试逐步恢复正常的经济运转。到今天，情况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浙江为代表的地区，正在加快复工，甚至出台了各种政策刺激民众去当地复工和找工作。疫情过后，我们为什么更应该留在一线城市？
一边是复工难，一边是抢着复工
对于复工，现在城市间出现了两极的分化。在疫情还没有完全平息的当下，很多城市出于谨慎，还在封城封路封村，道路无法通行。有些城市一边面对经济的停滞，一面还在犹豫要不要批准企业复工，或者给复工设立审批的多重手续。微信群里转发的四川某个地市的一张复工申请书，上面盖了超过了10个部门的章。以这个效率，短时间很难全面复工。
与此同时，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有些省市不仅大张旗鼓的开工，还开始了迅速的抢人大战，出台政策和资金补贴，鼓励劳动力前往当地就业和复工，以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最为突出。
浙江的抢人政策(部分地区)：
杭州：组织疫情平稳地区比如贵州，用专列接企业员工复工，第一批免费。对没钱租房屋住的企业员工，政府给予每人500元的租房补贴。
义乌：政府对企业接回员工的包车费用给与补助，对自行返回义乌的员工给予补贴。
海宁：通过专门的汽车火车飞机，鼓励员工复工，政府补60%的路费；
宁波：对于企业新增员工的社保，每人补贴500元；
广东省(部分地区)：
珠海：企业新增员工，按每人500元标准进行补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100万元。
江苏省(部分地区)：
无锡：为复工企业提供复工人员的核酸检测服务，补贴50%的检测费。
在深圳南山等公司高度集中的科技园区域，管理部门也由原来的审批复工制度，改为了报备制度。只要企业报备后即可开工，管理机构进行不定时抽查。
抢人背后是年轻人的急剧减少
为何还在疫情没有完全过去时，这么急于招人呢？关键点是经济和企业都是人推动的，而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的现在，各类劳动力都变得越来宝贵。谁找找得到人，谁就能跑在前面。
2018年，对中国经济颇有研究的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说，“人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要素，以人为本，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制约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城镇化率刚过了60%，国民经济的人口红利却已逐渐淡出，劳动力处于紧张，很多城市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2014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了下降，人口红利时代不再有了。
根据中泰证券报告，2019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400万，5年内可能会下降到1300万，甚至是1100万。中国将在20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2031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一方面是新增的人口越来越少，因为历史政策等原因，90后的人口数量为1亿7400万人，比80后少了5400万，减少了30%左右。00后就更少了。一方面是老年人越来越多，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7.3%。可用劳动力成了宝贵的核心资源。劳动力紧张正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常态，又便宜干活又麻利的工人成了历史。
和深圳、温州开工厂的一些中小企业主交流下来，整体的印象就是，人不好招。员工尤其是年轻的90和95后，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有个性。
温州有多年工厂管理经验的卢先生，10年前工厂工人，本地人和外地人比例是2：8，本地人很少，很多是贵州河南等地的工人。但是现在，这个比例正转换过来，80%是本地人，外地工人正在急剧减少。而员工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包括提供餐食，宿舍（夫妻房和空调房），底薪、加班费，周末不上班，社保，即使不住宿舍工厂附近也要方便租房。
深圳的蔡先生说，年轻的90后和95后，宁愿去餐厅当服务员，也不来工厂，因为工作太枯燥，没意思，也没成就感。年轻的工人，即使进厂，也会选择富士康，大疆、华为等大型的公司，待遇相对较好，也有荣誉感。但是一个现实是，年龄超过40岁的员工，很难进到一个大厂好厂。很多超过40岁的普通工人，没有学历和文凭，他们进不了大厂，于是进了小微企业，或者自己成立了家庭手工作坊。但是，即使这样，这次疫情过后，这样的人也不好找了。
人，成了企业最核心的资源。
为什么要留在上海深圳等城市？
在经济发展与疫情控制之前权衡，其实是一场平衡木的演练。如果长期不复工，企业发展、居民就业、政府税收、民众消费，都受到重创，长期持续后果完全没法想象。如果复工，疫情控制不好，后果更不可想象。其实复工和抢人大战的背后，考验的是对城市化管理水平高低。
浙江敢于开放式的接纳外省务工人员，其实是对自己应对风险、城市化管理水平的自信。这些复工人员怎么过来？来了之后怎么管理和就业？隔离场所、衣食住行的安排是否到位？怎么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人传人等现象？怎么监控人员变化的情况？这种管理水平，需要政府长期的积累和经验打磨，而不是短时间之类的一蹴而就。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城市化管理长期分化的特别厉害，东部和西部，内地和沿海。本来就有很大差距，二线城市一直都在努力迎头赶上。而这次疫情，可能会让原本缩小的城市差距，进一步扩大。很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会发现，一座城市，不仅仅是要有大楼和大马路，关键是有大格局和到位的管理。不然的话，一场暴雨就会让一座城市瘫痪，一场疫情就让一个省会停摆。
事发前的武汉，以武汉光谷为代表的经济区，为了找企业入驻，北上首都，南下深圳，各种落户补贴，各种拉人，确实建设有一定成果。但是一场疫情，让城市管理的真实水平，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
在这次疫情里，普通的民众都可以看得出来，上海等经济发达地，无论是医疗，还是政府口的负责人，对答如流，逻辑严谨，管理到位，效果突出。而前去援助武汉的女性医疗人员，早期连生理期的卫生巾都没办法解决，得要社会捐助。高下立判。
这次疫情很有可能再次逆转原有的高级人才流动的方向，很多人发现，尽管以北上广深为例的一线城市房价高居不下，生活成本高，但是信息化透明度，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反应能力等等，均不是二线城市，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赶上的。这关联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发展甚至是存亡。
2018年，小米出台激励政策，假如员工从北京搬迁到武汉，“工资待遇基本不变，公司会为员工提供15天酒店住宿补贴。除此以外，还有3万元的搬迁福利费。住房方面，小米可为员工提供人才公寓，想要购房的员工不受当地限购政策影响，可立即获得购房资格。”不知道之前迁往武汉的小米员工，这次有没有被感染的？或者家人被感染的？希望他们平安。
作者 南七道
声明：本文内容和图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蓝时代网立场。蓝时代 » 疫情过后，我们为什么更应该待在一线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