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的困惑

前段时间,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加州一上诉法院听取了Uber,Lyft和加州政府律师的辩护,了解了该州是否应将网约车司机认定为员工,并为其提供工资,加班费,保险等福利待遇。

事实上,加州已出现多起关乎“零工经济”未来的诉讼。今年1月,加州实施了一项名为AB5的法律,使得“零工经济”应用难以通过独立承包商的方式聘用员工。尽管该州法律要求上诉法院在90天内做出裁决,但零工经济的未来或许要等到该州选民来决定。

而Uber,Lyft,DoorDash,InstaCart和Postmates合计投入逾1.84亿美元支持一项投票,希望能够推翻上述法律。

今年5月,加州和洛杉矶,圣迭戈及旧金山等城市起诉Uber和Lyft,指控其拒绝将司机归为员工的行为违反AB5。加州法官在8月下令它们在10天内将网约车司机归为员工,但因其提出上诉并威胁要撤离加州,导致这项裁决暂时被搁置。

当然,对“零工经济”的困惑,不只发生在拥有利益集团的美国——众所周知,中国的外卖骑手也“困在系统里”。

事实上,根据《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显示,35.11%的县域零工工作与互联网相关,如网约车和外卖等职业。“互联网+”类零工在各种零工类型中排名第一,网络已深深植根于下沉市场用工领域,与互联网相关的零工经济已成为县域民生的重要支撑。

其实早在许多年前,就有很多学者断言,零工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大重要的经济形态。而在当代中国,零工经济也已随互联网的下沉直达广大县镇。

什么是零工经济?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中写道:“如果把当前的工作世界看作一把尺子,设想它一头是传统意义上由企业提供的职业阶梯,另一头是失业,那么两头之间范围广,种类多的工作选择便是零工经济。”

而这把尺子的两端,正迅速由互联网搭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身披不同颜色,穿梭于城市中间,维系着当代人的效率与体面。

其实谈及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多少有些误区,比如打零工“是因为经济低迷”,“是找到稳定工作前的过渡期”。几年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就曾在一份报告中破除过这些误区。

首先,投身零工经济的人并不少。在欧美,有10%到15%的适龄工作人口通过打零工谋生,还有10%到15%的人把打零工作为主业之外的副业。MBO Partners发布的《美国独立工作者市场状况报告》同样显示,美国独立工作者市场在持续增长,2019年达到4110万人,他们过去一年创造的收入价值1.28万亿,相当于美国2018年GDP的6.2%,等于西班牙GDP的总值。

其次,零工经济的井喷与全球经济的低迷并无正相关。相反,受益于灵活的工作形式和较低的准入门槛,自由职业有可能促进宏观经济的复苏,解决部分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调查显示,欧美国家就业市场中有1亿不完全就业人口,都表示想要更多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至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打零工看起来并非是某种“过渡”。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大约70%的自由职业者是自愿打零工,且与传统行业的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更为满意。

尤其是在中国,也许是出于对城市化进程的某种乐观,也许是刻意渲染对城市中产处境的悲观,在一些传播甚广的文章中,互联网甚至“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秩序,零工们获得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阶层的壁垒。”

当然,自诞生以来,对零工经济的利弊一直都有争端。

早在几年前,《自然》杂志一篇文章就曾发问:零工经济是为人带来福利,还是增加了“剥削”?如同人性底色在“自由”和“安全”两端摇摆,尽管个体看似自由,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社会保障,社会缺少一张安全网为他们兜底。

而平台与个人之间的这道桥梁,亦不像想象中那般稳固。牛津大学数字地理学家马克·格雷汉姆团队调查的68%的受访者表示:网络平台给予的工作机会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但在零工经济平台上,明显供大于求,劳动报酬很低,且工作要求往往很紧急,导致很多人必须加班加点。

更重要的是,自由职业者并非真的“自由”。

研究劳动社会学的学者梁萌曾以互联网家政工为例指出:金融资本与互联网技术共同构建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通过轻资产战略延续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又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

而关于零工经济的未来,就像她总结的那样:“当‘互联网+’的浪潮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对这类强控制-弱契约用工模式的关注就显得更加必要。据此,我们将得以窥见未来工作变迁的可能方向,并深刻理解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改变将要把劳动者带向何方。”

嗯,在某种程度上,零工经济是洞察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让人们知道,在稳定与自由,安逸与焦虑,沉闷与活力,公平与效率之间,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实都在不停地左右摇摆,而我们能做的,只是让摇摆的力度尽量舒适可控。

作者 李北辰

独立撰稿人,国内数十家媒体专栏作家,曾供职《南都周刊》《华夏时报》《财经》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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