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心里,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
“你对现在出现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是不是有隔阂感?”
“你这算是理想的夭折呢,还是算是你理想的转型呢?”
“你是真的把事情看透了吗?”
上面这些无比尖锐的提问,来自1月27日在腾讯新闻上线的企业家访谈节目《酌见》。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是第一期受访者,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而提出这些问题的,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每一期节目里,俞敏洪作为“对酌人”,在每一次杯酒言欢中,完成可能是对所有受访者而言最为推心置腹的深谈。
有句语录说:“我有酒,你有故事吗”。以《酌见》命名,它显然不缺酒,受访者更是不缺故事。第一期里,冯仑就在酒桌上告诉俞敏洪:“你知道,我知道的故事特别多。”
野蛮生长
作为改革开放后初代企业家,冯仑的故事确实很多。
1988年,29岁的冯仑从北京调至海南。五万块钱,一台汽车,一台电脑,一万台彩电批文,加上“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的头衔,就是他当时的全部资本。
在这里,旧的时代气息渐次消散,新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就在这个毫无市场规律可循的草莽期,冯仑结识了意气相倾的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刘军和潘石屹,也就是后来“盖了北京CBD一半房子”的“万通六君子”,自此开启一段野蛮生长的故事。
1991年,他们以海南万通起步,“江湖式”地杀入兵荒马乱的商业战场(俞敏洪在节目里问冯仑“万通六君子股权平均分配,是否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冯仑给出了较为肯定的回答)。几年后,他们又以标准的“商人式”方式分道扬镳。
这中间的故事充满各种野心与欲望,理想与迷惘,困惑与冲突,这一切都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商业进程的极佳脚注。
我最喜欢冯仑讲的这个故事。现在奔走在北京CBD,恩泽于市场经济秩序的90后白领很难想象,当年“万通六君子”在赚到第一桶金后一周年,决定将公司纪念日定为“反省日”。他们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生意”,表示一方面要“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要“以企业为本位”。他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编辑给起的标题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新的报国道路》。
事实上,如今以冯仑为代表的初代民营企业家,被很多年轻创业者视为商业偶像,但令当下年轻人多少感到模糊的是:除了商人角色,他们有意无意地赋予自己传统士大夫的标签。
2018年2月2日,“风马牛1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私人卫星。俞敏洪问冯仑:“你发射卫星,是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你并没有脱离时代?”
我相信冯的回答是真诚的:“我老想改变点什么。”
但时代同样在改变,而且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难免会让曾站在浪潮之巅的人们感到焦虑。
很有趣的一点是,《酌见》是用“对酌三问”的形式向前推进,俞敏洪和嘉宾互相提出三个不设限的问题,于是如前所述,俞敏洪问冯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
冯仑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坦诚:“感觉不大,但有一种感觉是以前没有的,就是突然觉得不是我的时代了,这不知道算不算老了。30岁那时候做什么都是我的时代,而且做的都是未来,都是别人都不敢做的事。30岁的时候,你干什么都是当下,稍一努力就干成未来了,现在是不留神就干成过去了。以前周围人做的生意我全懂,现在我有很多都不懂了。有个年轻人做区块链,跟他聊了好几回,他说的买卖我都没听明白。”
这大概是只属于曾站在时代船头的弄潮儿,对自己仍有期许的初代创业者随着时代变迁才会有的困惑。
在自己的故乡西安,在大唐不夜城的醉人夜色下,冯仑大概是第一次对外透露:“我准备差不多再过个三五年,我会把生意交给别人。我就专心写书,写一本社会幻想的书,还要写一本科幻的书,还要写一本纯学术的书。”
最好的“对酌者”
在《酌见》,冯仑是第一位向俞敏洪袒露心扉的“对酌者”。
未来几期,在这档由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与北京爱学慧思联合出品,由大伙儿纪录制作的节目里,还会有其他人来到俞敏洪的酒桌前,他们包括:李宁品牌创始人李宁,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军,搜狗公司CEO王小川,等等。
这里面既有中国市场经济浪潮第一批冲浪者,也有雄心勃勃的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既有锻造了伴随年轻人成长的初代国民品牌,也有渗透进年轻人日常生活的国民应用。据俞敏洪透露,与这些嘉宾的对谈,每次要长达五六个小时。
而无论谁是嘉宾,这档节目最特殊的内容资源,其实是俞敏洪——更准确地说,是他同样作为企业家的“内部视角”。
很多专业的财经媒体人都应该知道,经济学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这样描述企业家的本质:“现实的经济过程是由预见未来的行动构成的,而未来总是存在不确定因素,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并通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利润。”
但必须承认,倘若不是感同身受,你很难真切体会到这段话中“识别不确定性”“资源整合”等字眼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只能主观臆测。
就像俞敏洪所言:中国企业家在媒体上并没有“真实”地被展现,媒体对其报道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道听途说,企业家做了什么事,各种媒体蜂拥而至,有的属实,有的不属实,有的是歪曲,有的是夸张。另一种是主持人比较年轻,坦率地说,因为媒体人和企业家是两种不同的世界,比较容易出现隔靴挠痒的对话。”
其实不只是隔靴搔痒,出于某种人类本能,媒体很容易对大佬在无意识中形成“附和”。
作家西姆勒和汉森在《头脑里的大象》中讲了个很有趣的研究:美国著名主持人拉里·金专门做名人访谈,有人仔细分析了他的25个访谈,其中有克林顿这样的“大人物”,也有名气不如他的一些“小名人”,研究发现,如果访谈对象的声望比他高,他就会主动让自己说话声音的频率跟对方一致,如果声望比他低,访谈对象就会自动调整声调去跟拉里·金一致——而这种互相模仿完全是无意识的。
显然,俞敏洪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同于很多媒体记者的“仰视”,更不同于很多大众心理上的“俯视”,俞敏洪身为企业家的内部视角代表着“平视”,而平视往往意味着真诚,犀利,精辟,松弛,推心置腹——尤其是在两个人喝着酒的时候。“我跟企业家嘉宾站在平等的地位,这是作为对谈者的优势,也不需要提前准备,但有时也会自罚一杯酒让话题能够继续”。
更重要的是,俞敏洪会问一般人“不敢问”的问题(如同开篇那几个),而且得到的回答往往更为真诚。同样一个问题,如果换成别人问,回答可能更“官方”,但如果是俞敏洪问,受访者的回答会更“私人”——比如你在其他访谈中,不太可能听到李宁说“十五年前我就感觉自己老了”“骂我的人也曾为我鼓掌”;不太可能听到王小川说“如果我在百度,我会认为百度可能比现在还会再好一丢丢”。
这是俞敏洪的价值,《酌见》的价值,也是在娱乐至上的时代,作为一家高质量的内容平台,腾讯新闻坚守内容多元化的价值。
通过俞敏洪与冯仑的对谈,你也许不难发现,过去40年恢弘成就所具备的时代特点,让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走了一条与以德鲁克为代表的西方教科书不完全相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太过曲折复杂,以至于沿途其实缺少偏“个人化”的真实记录,尤其缺少来自企业家自身的口述,而这档俞敏洪的对谈节目,通过洞见中国企业家的真实群像纪实,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这条道路的轮廓。
诚如俞敏洪自己所言:它通过企业家罕见的坦诚口述,几乎毫无保留地内心袒露,以及通过企业家之间没有警惕性和隔离性的交流,或多或少地把企业家的成长历程,真实地融入到过去40年伟大的历史脉络中。
我想,这也是腾讯新闻出品这档节目最大的意义所在,也是受益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你我,需要补上的一课。
作者 李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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